汉语语音史的研究，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其中又以中古音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为最大，论著众多，名家辈出。在这些研究者中，既有年高德劭的前辈耆宿，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还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以后从事中古音研究的学者中，我认为张渭毅先生所取得的成就，目前学界无人能出其右。这一判断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就是他的新著《中古音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本书虽然是一本论文集，但其中透露出的开阔的学术视野、缜密的逻辑论证、分析归纳材料的非凡能力都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古音研究要取得突破，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材料，二是方法。我们可以用老方法去整理新材料，也可以用新方法去整理老材料，当然还可以用新方法去研究新材料。在音韵学研究现代化百年后的今天，这三种研究途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绝不轻松，它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研究视野、学术素养密切相关。一方面，经过百年的研究，可以用来考察语音现象的新材料几乎已经发掘殆尽，像诗文用韵、韵书、音注材料、韵图、对音材料、古人笔记中的零星语音记录等等，均有学者进行过研究整理，学界没有注意到的材料已经微乎其微；一方面，研究语音史的方法无非乎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对文献材料的整理分析，归纳出其中的语音特点；一是在前人文献整理归纳出的语音特点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方音和历史比较法对其进行构拟，分析出某种材料所反映的音系。用旧方法来处理老材料只能是炒冷饭，已经很难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结论。有些语音材料和语音现象，前者如《集韵》，后者如重纽，虽然前贤时哲付出了极大努力，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多是一家之言，学界还远没有取得共识。在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上，渭毅先生既不墨守成说，也不一味求新求洋，而是古今兼容，既有严密的文献考证，也有科学的归纳推论。本书研究《集韵》的思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本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关于《集韵》音系和重纽的研究，无论是作者的结论，还是作者采用的研究方法，都是很值得称道的。中古音的研究虽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但是仍有不少问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深入考察甚至还存在一些研究盲区，其中最著者莫过于《集韵》音系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在渭毅先生之前，学界已有不少学者对《集韵》做过深入研究，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毋庸讳言，这些研究还存在不少缺憾。以前研究《集韵》，大抵是就《集韵》论《集韵》，偶尔联系《广韵》，把《集韵》音系当作一个自足的封闭体。渭毅先生不因循旧说，而是另辟蹊径，将《集韵》置于宋代语音史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在充分考虑《集韵》与《广韵》、《群经音辨》、《礼部韵略》、《类篇》之间的关系后，从《集韵》纷繁的异读系统入手，从异读的渊源、成因探讨《集韵》音读的层次，进而分析《集韵》音系的性质，从反切上字的分布以及上下字的配合关系探讨《集韵》音系的详细特点。这些成果是近三十年来《集韵》研究的最重要的收获，不少是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足以发人深省，启迪后人。
　　作者对重纽的研究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渭毅先生《魏晋至元代重纽的南北区别和标准音的转变》这篇长文详细地论述了从徐邈代表的魏晋音到元代汉语中的各个阶段重纽的不同表现，并指出了六朝隋唐以来重纽的南北差异，他认为“南方分三四等韵，却难分难辨重纽，北方区分重纽，但重四和纯四等韵不分……”，何九盈先生《序》说：“你可以不赞成这些结论，但这些结论的确可以令人解颐。”笔者深有同感。与前人不同的是，作者将时间、空间的概念引入到重纽研究中，认为重纽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有着时代和地域的差异。虽然这一认识可能还需要更严密的论证，但可以将重纽研究从“重纽的语音区别究竟是什么”这一无谓的纷争中解脱出来，却是不争的事实。毫无疑问，此文为重纽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如果没有长期的积累和缜密的思考，是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可以说代表了作者更高层次的学术水平。
　　可以说，《中古音论》以其开阔的视野、翔实的材料、缜密的论证显示出作者所具有的深厚理论素养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它的问世，拓展了中古音的研究领域，促进中古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储泰松（1966－），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语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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