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曾经问我，你和知堂老人(周作人，一八八五年生)素未谋面，年龄又相差那么远，怎会通信起来的?这事似乎要从一九五O年说起了。当时，新加坡南洋商报社在香港中环旧东亚银行九楼，设立了驻港办事处，并以创垦社名义，发行不支稿费的同人杂志《热风》。办事处由郭旭主持，杂志最初数期由徐訏主编，继交李微尘接手，李氏被李光耀礼聘为新加坡政府政治顾问后，便由郭旭挂名，一直办到第九十九期宣布停刊为止。撰稿同人有徐訏、曹聚仁、朱省斋、李微尘、刘以鬯、高伯雨、李辉英等，皆一时之选，左中右兼容并蓄，亦收外稿，如知堂老人及词人龙榆生等的文章便是。
    关于知堂老人，我是从念中学时代起，便已闻其名，一向佩服他的文字，清新洒脱，全无半点火气，我们《热风》同人的叙会，虽然席间经常言不及义，但话题也不时涉及知堂老人。一次，我向曹聚仁问起，“不知老人近况如何?”曹言下反问，“你是否想认识他?”“我正是有这个意思。”我答。曹说，“既然如此，我替你写信给他，不过，最好你自己也给他去封信。”我依曹的话做了，后来老人果然来信，如此这般，我便与知堂老人开始通信。经过数次信来信往，渐渐也就熟络了，老人颇客气，总以朋友之礼相待。到了一九六四年一月廿六日，他还来信提议要改称我为“兄”，我不敢当，总是敬之为师长，自始至终，去信称他为先生。“敬”加上日深的情谊，在通信中大家渐渐无所不谈起来，我也就乘机提出若干问题，诸如：五四时代他的交友情况，文坛中的掌故，后来甚至连他为何要就“教育督办”之职，以及为何兄弟失和等私事也问及，他亦不以我的冒昧唐突为忤，不厌其详地逐一回答。
    老人去世后，承蒙他长公子周丰一的好意，不但将我寄给老人的信复印寄还给我，同时亦将老人的日记(一九六O年至一九六六年)也借了给我，因此得以将老人来信及我自己的去信，与我们通信有关的老人日记，三者一并整理起来，以单行本方式问世，目的不外记念我与老人之间的一场神交，进而提供资料给研究老人的学者而已。
    在整理过程中，我若断若续地读完周作人日记，发觉他晚年不但物质上困苦，终日为开门七件事奔走，更不时向亲友告贷，家庭内则有终年卧病的妻子，难怪他常常透露消极的语气，一位不世出的文豪，竟然落得如此下场，能不令人感慨!
    话说回头，知堂老人给我的信，自一九六O年三月算起，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廿一日止，共四O二封。参阅他的日记，可以发现甚至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廿一日以后的六月十日、六月廿三日、七月一日、七月六日这四天，他尚有信给我，可惜我并未收到，会不会那时因“文化大革命”已开始，他的来信亦给卡住了?至于我寄他的信，根据老人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的日记，尚有提及：“得耀明六月三十日信。”这就应该是他生前收到我的最后一封信。
    知堂老人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去世，他最后一次写日记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三日(按：钱理群著《周作人传》第五八六页这样写着：“八月廿三日夜，周作人按照几十年形成的习惯，在灯下写日记……他当然不会想到，这将成为他的‘绝笔’。从一八九八年二月十八日开始，记了整整六十八年的日记，现在写完了最后一页。第二天，一群红卫兵冲进来，宣布对他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全家被洗劫一空。”)换言之，知堂老人在去世前十个月，再没有在世上留下一个字。
    周丰一兄好意将我寄给老人的信悉数寄回，因此我与老人之间的通信，每一封信的日期，都可以衔接、跟进，现在更有老人的日记作旁证，对研究知堂老人晚年的思想与生活，相信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关于老人一生的是非功罪，坊间已有不少文章论及，无须再在此喋喋。现在将钱理群教授对老人的一段评语，以及梁容若教授的来信，并录于下面，见仁见智，希望读者自行判断。
    “……但有一点周作人是确实做到的，对于自己‘写’下的‘历史’的每一页，他都没有半点忏悔之意。他也同时拒绝了将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蛊惑，只是像一个‘走了许多路程’的‘旅人’，平静地说，甚至有几分淡然地，讲着自己的‘故事’，一些‘平凡的事情和道理’。——他终于把‘评价’留给了历史与后人，保存了一个完整的‘智者’的自我形象。”
    (见钱著《周作人传》第五七三页)
    梁容若教授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三日来信云：
    “耀明先生：得七月一日信并关系知堂资料，目录共得廿一页，包括中、日、英文，大陆、港、台、日、美所有，周详正确，得未曾有，允为中国人、世界人‘信史’追求奠基工作，有裨世道人心，非少数人之亲疏是非所拘限之小问题也。容若患青光眼与白内障，风烛残年，所能努力事有限，先生如有方便，请选寄先生自作之文……容若八月十日至廿五日，到华盛顿小儿梁一成处住半月，八月底返回蒙西，白内障不久割治，如成绩好健康有进步，再去信面洽。知堂乃圣贤类型人，如托尔斯泰、甘地一流人，所谓人地狱救人，去现在的时代太远，非轻易可理解。我只说了论语八仙七人吸烟，只周不吸烟一事。昔年曾作吴风歌一首，所憧憬者为此种境地，亦菩萨杀身饲虎一类行谊也。匆祝
    夏健
    梁容若 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三日”
    (按：梁容若，历任台湾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年前在美国蒙西市(MUNCIE)病逝，享年九十八岁，著作有《容若散文集》《坦白与撒谎》《中日文化交流史》等。)
    关于老人和我的通信，以及他的日记的日语部分，我想在此稍作说明。老人来信及日记，行文中经常出现若干日语词句，有些是他直接引用原文，有些是日本人姓名、书名及专有名词；因他留学日本，长期与日本文化接触的结果，往往意识地或下意识地在文章中插入日语，若是作为私人记事，自己写给自己看，固然没有问题，可是公开发表，整理起来，难免发生一点困难：有些日文字母(假名)，形状与汉字类似，手稿若稍为潦草，便难以辨别，有些日本汉字则易与汉语形义混淆(例：日语“是非”“勉强”等词句，与汉语字同而义不同)，排校之际，日文字母亦较易出错。来信中若干难懂的日语用词，就是上述这些因素所造成，希望读者能理解。
    最后还得一提，整理知堂老人晚年的书信与日记，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一项工作，倘若没有舍妹瑞美的支持和鼓励，在锦绣花园这幽静环境之下进行，恐怕很难得以完成，俗语虽谓至亲不言谢，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向她说声多谢的。
   
    一九九六年五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