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与展望》（载《当明日报》2004年2月24日“理论周刊·学术”版）中曾写道：“对学术和学者自身进行研究，即展开关于学术研究的‘学术研究’，也是这一时期学术发展和繁荣的表现。”新时期“在对学术自身进行基础性、学理性研究的同时，还展开了实证性的研究。主要包括关于当代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和学术史的研究。学术史方面的著述，除了历代的学术史、当代各学科的发展史外，还出版了不少‘红学’、‘鲁迅学’等特学科的学术史。”这段话只是对当代学术史研究与著述情况的一个简略概述，笔者特再撰此文，专门对研究当代学术史的著作作一系统梳罗、总结和评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当代学术史研究著作”，顾名思义，是指以“当代学术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或者说是研究当代学术史的著作；但考虑到一些特别情况，也评述了少量由当代人撰写、但是以“当代”以前的学术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
一、关于当代学术史的宏观研究
对中国当代学术史进行综合、整体、宏观研究的著作，数量并不太多，但都表现出全面、系统的特点。
1、《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李明山、左玉河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445千字）。该书论述的时间起止为1949年到1992年。全书除“绪论”和“结束语”外，由6章正文组成。6章的标题如下：第一章，“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旧学批判与新学重建（1949-1956）”；第二章，“学术思想的活跃与曲折发展（1956-1966）”；第三章，“学术思想的禁锢（1966-1976）”；第四章，“学术思想的解放（1976-1984）”；第五章，“学术思潮的嬗变与学术思想的空前活跃（上）（1984-1992）”；第六章，“学术思潮的嬗变与学术思想的空前活跃（下）（1984-1992）”。《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对“学术思想”作了如下界定：“学术思想是在特定社会环境实施较为专门、系统的学问研究过程中，运用创造性思维方式获得的理性认识。”该书分析了关于建国以来学术思想史的系统研究成果不多见的原因，认为：一是因为建国30多年时间，政治上大大小小的波折连续不断。学术思想变迁和政治发展大趋势密切相关，学者历经政治运动，或噤若寒蝉，或趋向远古而远离现实，对于社会敏感的当代学术史问题多不触及。二是建国以来学术思想的发展往往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又过分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于是只有哲学、历史、文学理论返于社会政治的强制作用而并称显学，一度畸形发展，其他学科或空白或停滞，这也给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带来困难。三是建国以来学术思想的主体——广大中华学人，尤其是诸多在当代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如今大都健在。这一方面给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带来有利条件，可以用访问来弥补某些不足；但另一方面，也给学术思想史研究者带来某些顾虑。该书还将当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总结为如下4个方面，即：“学术方针”；“学术思想批判运动”；“学术思想的争鸣、讨论”；“个体学者的学术思想”。应该说，该书无论是从将当代学术思想史划分为5个阶段的实证分析，还是关于当代学术思想史的理论阐述来看，都是富有探索性和开创性的。
2、《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547千字）。该书实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学科著名学者撰写的当代各学科的发展概括（即各学科的学术简史），包括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语言学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学科；但该书前面有李铁映的代序《伟大的时代 辉煌的成就——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50年》，书末有靳辉明的《新中国社会科学50年的回顾与反思》，这两篇长文则是对中国当代学术史进行宏观、综合研究的力作。李文将当代学术史大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奠基起步（1949-1965）。这个阶段的重点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形成新的科研体系构架，创建科研和教学机构，培养新一代科研人才。第二阶段：严重挫折（1966-1976）。“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把“左”的错误推向了极端，使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遭到空前浩劫。第三阶段：发展繁荣（1978-现在）。其主要特点是，冲破“左”的束缚，排除右的干扰，从恢复走向繁荣。科研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科研机构不断充实，科研队伍不断壮大，对外交流合作日益增强，学术成就硕果累累。人文社会科学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文还从多个方面总结了50年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即：（一）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三）必须以全面振兴中华民族为主要任务，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四）必须紧持“双百”方针，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五）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科研队伍；（六）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和政府的领导，实现科学规范管理；（七）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注重吸收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3、《新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张聿忠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497千字）。该书亦是研究各学科发展简史的论文集，且时限定在“新时期”，但“新时期”是“当然”一个极为主要的组成部分，且书前有张聿忠写的“总论”——《新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故把该书放在关于当代学术史宏观研究的范围内。“总论”指出：新时期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最快、思想最活跃、成果最多、获得社会效益最多的时期，它除表现在研究机构的增加、科研队伍的壮大、学术交流的空前活跃以及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之外，还表现在各种学术论著成倍的增加，大批学术著作纷纷问世，无论是专著、论文、译著、工具书，还是古籍整理、文献检索编制等都远远超过建国后前17年的总和。该文在全面总结新时期学术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的同时，还分析了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一）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轻视或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二）理论研究的现实针对性还不强，许多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脱离实际。（三）研究面还不够宽，研究领域还不够广，对许多薄弱环节重视不够。（四）研究成果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还较为严重。（五）在研究方法上，多限于传统的、静止的、定性的、孤立的单学科研究，缺少学科之间交叉，渗透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工作。（六）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通，对外学术交流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七）研究队伍存在人才老化现象。（八）经费短缺，文献资料缺乏，研究手段落后。
4、《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余三定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225千字）。该书虽然是一部当代著名学者个案研究的论文集，但书前有一篇综论性的长文《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一瞥》，出于和《新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同样的理由，将该书列入关于当代学术史宏观研究的范围内。该文指出，我们说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学界出现了学术的自觉和学者的自立，是基于下述事实：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是，学术摆脱了对政治的波动依附和跟从，具有了独立的品格和尊严；学者则获得了自我的回归，具有了独立的人格和地位，可以独立地思考，不再需要看政治家的脸色行事。同时，学界开始把理性的目光投向学术和学者自身，对学术和学者自身进行回瞻、反思和研究，形成了关于学术和学者的自觉认识，或者说形成了关于学术和学者的自觉形态的研究领域。该文对八九十年代学术的自觉和学者的自立从如下几个方面作了分析和总结：（一）提倡学术的独立和尊严，是学术自觉和学者自立的突出表现。（二）学者们对于一些具有很强政治色彩的课题展开研究时，有可能做到主要或者是纯粹从学术的立场和角度来进行，学术的角度、学术的立场因而变得神圣而崇高起来。（三）学者自觉、主动地以自己为学术研究、学术事业去关注现实、影响社会。（四）纯粹的学术机构、组织不断建立，学术园地逐渐扩大，有识学者倡导建立学术规范，学术管理愈来愈科学化。（五）对学术和学者自身进行回瞻、反思、研究和总结，即展开关于学术研究的“学术研究”（学者本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主体，但这时他自身及他的研究成果也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六）学者努力做到自尊自信，在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多种诱惑面前能冷静自持，自己把握自己，不随流俗，追求崇高，面向永恒。
5、其他。有5种著作值得在这里评述。这几种著作虽不是专门研究当代的，但都是产生在当代的有影响的学术史著作。
《中国学术史》（李学勤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陆续出版）。该书共计11卷，《先秦卷》（上、下）、《两汉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上、下）、《随唐五代卷》、《宋元卷》（上、下）、《明代卷》、《清代卷》（上、下）。李学勤在《总序》中写道：“中国学术史范围辽阔，想全面论述又绝非短短几年所能完成。为此，我建议《中国学术史》采用勾画轮廓、选择重点的方式，以叙说各历史时期学术发展的大势为主，这部书便是依此而著成的。”这段话已经很简练地概括了这部书的基本特点。与上述相类似，但出版时间要早，且较为简洁的是《中国传统学术史》（卢钟锋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上述两种可以看作是“通史性”的学术史著作。与此相呼应，还有“资料性”的学术史著作。如《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冯天瑜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中国学术流变》（上、下册，冯天瑜等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关于上述两书的性质和特点，冯天瑜在后一书的《序言》中作了很好的论述：“就学术史的研究而言，基本资料约略可分两类，一类为历代学术著作，另一类为历代学人论学术流变的论著当然地是学术著作，但较之一般学术著作不同的是，它们直接表述了先贤对学术流变的看法，这为我们今天从事学术史剖析考辨提供了直接参考。即便是前人那些被时代的偏见所扭曲的看法，也折光镜似地反映了学术演变史的复杂面目，代表着某种时代思潮，因而也具有无庸忽视的史料价值。这些古今学人议论学术流变的文献，便是本书旁搜远绍的对象。”可见两书同为历代学人论述学术流变的续集。
《中国近代学术史》（麻天祥等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628千字）。著者在《前言》中说：“概而言之，中国近代学术就是变、合与创新。变、合、创新，就要对古今中西之学予以比较和选择，并在此基础上倾向趋同，由是而表现继往开来的特征。”该书包括第一章“绪论”计12章，依次是：第二、三章“从‘内圣外王’到‘中体西用’”（上、下）；第四章“走向理性与科学的近代史学”；第五章“近代佛教哲学研究”；第六、七章“近代哲学的重建”；第八章“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第九、十章“学术研究的新趋势与新学科的建设”（上、下）；第十一章“重商与富民经济学论的兴起”；第十二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与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学术史》等比较起来，麻天祥等著的这部书可说是一部“断代性”的学术史著作。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系“学术史丛书”之一，360千字，系“学术史丛书”之一）。该书除导言“西潮东渐与旧学新知”外，计分9章，各章的标题依次是：“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关于经学、子学方法之争”；“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著者在“导言”中写道：“本书希望涉及的问题很大——‘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可论述的着眼点却很小：极而言之，不过讨论了章太炎、胡适之的文化理想、学术思路、治学方法以及晚清、五四两代学人的文化心态。”“入手处为个案分析，着眼点却是学术转型——这一‘以小见大’的论述策略，使本书的体例，既不同于‘通史’，也不同于‘学案’，乃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研究。”这一点也显示出该书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体例框架方面不同于其他学术著作的独特之处。需要指出的是，陈平原是当代较早开始学术史研究的学者，他的这本书动笔于1991年春，完稿于1997年夏，前后6年半时间，其间他以“现代学术史”为题，在北京大学讲了三轮专题课。陈平原在《后记》中自言：“将学术史作为一项研究课题，更作为一种自我训练。”
《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王先明著，商务印书馆2000年3月第1版）。该书《绪论》指出：“近代新学是中国学术文化的近代形态，是传统学术文化的近代转型。”全书计8章，各章标题依次是：“民族定位——新学民族性问题的再思考”；“经世致用——旧学走向新学的内在动因”；“洋务运动——沟通‘中西’学的桥梁”；“戊戌‘新学’——近代‘新学’的初步形成”；“兴学堂——近代‘新学’的制度化建设”；“新旧比较——‘新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中体西用——近代新学的文化模式”；“新学与社会文明转型的几点思考”。
《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邵东方著，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307千字）。崔述（1740-1816）为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毕生致力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他采用以经证史的原则，对所见古书古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辨伪考信。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崔述的疑古思想为胡适、顾颉刚等人看重，起到了推动新史学发展的意外收获。邵东方这部著作是一部论文集，除最末一篇外，前面的6篇论文分别为：《关于崔述学术的几个问题》；《崔述的疑古考信和史学研究》；《崔述的古史考证与周公摄政称王问题》；《崔述在清代儒学定位之重新考察》；《经文求真与古史考信——崔述经史考辨之诠释学分析》；《论胡适、顾颉刚的崔述研究》。与前3书比较起来，此书显然属于学术史上的个案研究的成果。
二、关于几个主要学科学术史的研究
分科的当代学术史研究，人文科学各学科和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有著作，但以出版数量和影响大小计，还是以哲学、文学等所谓“显学”学科及某些特殊学科较为突出，同时也为节省篇幅计，此外主要选择上述有代表性的学科来进行总结。
（一）当代哲学学科发展史研究
在相关的当代学科学术史研究的著作中，关于哲学学术史研究的著作可能是最多的。
1、《中国哲学五十年》（邢贲思主编，辽海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929千字）。这是一部资料辑集、归类与评述相结合的著作，而且重在资料的辑集、归类。该书将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50年（1949-1999）分为5个部分：（一）新中国成立与主流哲学形成（1949-1957）；（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与主流哲学形成（1957-1966）；（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哲学的扭曲与沉沦（1966-1976）；（四）改革开放与哲学繁荣（1978-1989）；（五）市场经济与新的理性（1990-1999）。该书各个部分内大至由“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哲学研究概况”、“重要事件”、“观点与争论”、“重要文献”、“哲学活动”、“评论与反思”等部分组成。这部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资料翔实、丰富；二是其研究视角独特：“哲学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角色。”（见该书“序”）
2、《中国当代哲学史》（上、下册，任俊民、安起民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736千字）。该书分为6编，第一编，“中国当代哲学的开端，为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而奋斗”（1949-1956）；第二编，“中国当代哲学的多方面展开和曲折发展”（1956-1966）；第三编，“中国当代哲学的整体沉寂和严重困境”（1966-1976）；第四编，“中国当代哲学初步繁荣发展的前奏”（1976-1982）；第五、六编，“中国当代哲学的繁荣发展”（上、下，1976-1999）。该书编者在《后记》中写道：“本书遵循逻辑与历史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哲学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设计编、章、节，明确各个阶段的主题思想；同时以哲学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为出发点，具体地阐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哲学与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得失成败，从而提示理论指导如何深刻地影响实践过程，政治环境的变化又如何反过来给理论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该书与《中国哲学五十年》比较起来，显然同样地重视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但也表现出其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注重对哲学发展的分析、研究；二是在阶段的划分上，前3个阶段基本一致，后2个阶段则各有不同。该书既为中华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3、《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史》（秦英君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全书276千字）。该书与通常按时序、分阶段进行历时性论述不一样，而是采用分类（分专题）论述的方式。全书分为3编。第一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主导地位在当代中国的确立与发展”，内分5章，依次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李达的哲学思想”、“艾思奇的哲学思想”、“杨献珍的哲学思想”、“张岱年的哲学思想”。第二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当代的发展与演变”，内分5章，依次是“梁漱溟的哲学思想”、“冯友兰的哲学思想”、“熊十力的哲学思想”、“金岳霖的哲学思想”、“贺麟的哲学思想”。以上两编是以哲学人物为主进行分类设目，第三编则是以哲学思潮为主进行分类设目。第三编总题为“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发展演变中的批判与论争”，内分8章，依次为“胡适哲学思想之批判”、“梁漱溟哲学思想之批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论争”、“‘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争”、“‘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论争”、“关于中国哲学史若干问题的论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论争”、“关于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著者在《后记》中说明了该书采用这种体例的理由，著者说：“我采用这种布局的理由有二：其一，如果按习惯的‘国史’分期法，就会将书中人物思想发展的脉络人为地扯断，因为这些人物的思想是跨越时期的；其二，不深入剖析某一时期代表人物的思想，难以窥见其时代思想所达至的深度。况且，将人物和思潮结合起来的写法，古今有之。”
4、《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王炯华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408千字）。该书的结构布局与上述3书皆不相同，表现为描叙为主、叙议结合的特点。其《前言》有一段带概括性的话：“新中国五十年来，哲学论争激烈，风云迭起。从50年代初期哲学上的新旧兴革、风云初起直到90年代的“姓社姓资”论争，包括期间的三次哲学大论争、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经久不衰的汉化热、存在主义、弗络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哲学热，以及1958年的“大跃进”哲学和“文学“的动乱哲学，显然不是哲学家们心血来潮或人们随心所欲的哲学兴趣，也不是哲学家之间单纯的笔默官司或个别人的恣意妄为；而是围绕着新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势所进行的论争，围绕着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问题所掀起的波澜。其中固然有不少极富思辨的哲学理论问题，而许多则是现实的哲学问题。”全书分为10章，依次是：“新旧兴革，风云初起”；“现实的呼声与超越的躁动——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争”；“‘大跃进’哲学和‘思维与存在同一性’论争”；“重提阶级斗争与‘合二而一’哲学‘罪案’”；“‘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文化大革命’的哲学现实”；“冲破思想的牢笼——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性标准的大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经久不衰的文化热”；“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热”；“思想解放唱新曲——从‘姓社姓资’争到‘姓公姓私’争”。可以见出，该书对中国当代哲学学科史的描述，是以时间为“纲”、以“论争”为“目”来展开的。
5、《中国当代哲学40年》（李振霞主编，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250千字）。该书由于出版时间较早，其研究的时限只到1989年。它将1949年到1989年的40年当代哲学史分为4个阶段，全书分为6章，前面3章依次论述前3个阶段，后面3章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论述第四个阶段。第一、二、三章的标题依次是：“中国当代哲学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的发展与初见波澜（1949-1956）”；“中国当代哲学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得与失（1956-1966）”；“中国当代哲学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1966-1976）”。第四、五、六章论述的时限都是1976-1989，其标题依次是：“中国当代哲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正本清源和初步繁荣”；“中国当代哲学与社会主义改革”；“学术界对新时期中国当代哲学若干问题的反思与展望”。该书为国家社科基金“八五”课题。
6、其他。还有3种著作值得注意。
“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丛书中的《哲学卷》（王守常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410千字）。由于该书是以整个20世纪为研究对象的，所以当代哲学学科的发展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全书分为3编，各编的标题依次为：“西方哲学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中国哲学的转型与重建”。除第三编是将20世纪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外，第一、二编都是分阶段研究的，这里只列举涉及当代的部分。第一编第二章题为“20世纪西方哲学研究和传播的曲折历程”，其中第四、五节的标题为：“西方哲学在曲折中东渐（1949-1976）”、“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西方哲学东渐的恢复和繁荣（1976-）”。第二编用了第五、六、七三章来论述当代，这3章的标题依次为：“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十年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杨庆中著，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426千字）。当代易学史是当代哲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也归入当代哲学学科发展史研究的范围内。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1900-1949年，下编为1950-1997年。在下编中，该书将当代易学学术史分为大陆和台湾两部分，其中大陆部分又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大陆部分包括如下5章：“五六十年代的易学讨论”、“八十年代以来《周易》经传的注释与研究”、“易学史研究”、“《周易》与出土文物”、“《周易》思想的现代诠释”。
《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汝信、王德胜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530千字）。美学亦属于哲学内的分支学科，故把该书放在这部分评述。该书分为4编，4编的标题依次是：“问题的提出”；“历史与反思”；“承续与转换”；“历史中的个人”。该书在各编中，是将“20世纪”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没有明确划分出阶段；但第一编的第一部分“百年美学：学术史的追寻”中，该书在对20世纪百年美学学术道路进行概述时，将当代的50年划分为了前30年和后20年。
（二）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史研究
1、《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杜书瀛等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总计约1000千字）。该书计分4部，第一部由钱竞、王飚著；第二部上卷由辛小征、靳大成著，下卷由旷新年著；第三部由孟繁华著；第四部由张婷婷著。每部书前有杜书瀛撰写的《全书序论》。《全书序论》这样界定“文艺学学术史”：“文艺学学术史，就是对文艺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进行研究活动（也包括其研究成果）的历史；简单的说，文艺学学术史，就是文艺学的研究活动及其研究成果的历史”。对于如何研究和把握“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全书序论》提出了下述几个方面：（1）以问题为纲；（2）以学术范型为关节点；（3）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上；（4）“内史”与“外史”结合。《全书序论》还概括分析了4部书的“书核”或“书眼”，具体如下：第一部：蓄势。这是“史前史”，是“正史”之前的“序篇”，主要是讲文论转换的“能量”是如何积蓄起来的。第二部：蜕变。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至于20、30、40年代，中国现代文艺学才由“诗文评”的母体挣脱出来，发芽、生长、成型。第三部：定格（定型）。40年代，特别是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文艺学逐渐地从“多元”走向“一元”，这“一元”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它在中国政治文化化的特殊形态——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国现代文艺学在这之后的几十年就“定型”于此，“定格”于此。这是中国现代文艺学学术史的“定格”（“定型”）的时代。第四部：突破（“反叛”）。历史在1976年10月开始调转船头，1978年底正式确立新的运转方向。于是，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迎来了它的历史新时期，因为“突破”是其最突出的特点，所以也可称为“突破”期或“反叛”期。
2、《文艺学百年》（陈传才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279千字，系“中国学术百年”丛书之一）。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20世纪中国文艺学的第一次转型”，描述的是20世纪初至60年代前的文艺学发展史，其第四章标题为“《讲话》对现代文艺学发展的伟大历史意义”。下编“20世纪文艺学的第二次转型”，描述的是80年代以后新时期文艺学发展史，共分4章，各章的标题分别为：“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的变革发展”；“在中西文论的对话中推进文艺学建设”；“世纪之交文艺学现代转型与发展的特征”；“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的重构”。该书下编开始语中写道：要创建新的文艺理论体系，“就需要在继承传统文论精神，汇通西方文论的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理论命题，形成自己的范型和话语，展现自己的现代性思想与情采，从而在世界文论的未来发展中，凸显中国的形象和中国文艺学的独特思路与神韵。正是围绕着这个崭新理论体系与方法的创建，中国文艺学建设开始了第二次转型艰难历程。”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学术百年”丛书共9种，包括《学界专家论百年》、《哲学百年》、《逻辑学百年》《历史学百年》、《中共党史学百年》、《国际共运史学百年》、《文艺学百年》、《社会学百年》、《人口学百年》等。
3、《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王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508千字）。陈平原在该书“小引”中写道：“本书选择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近二十位中国文学研究的大家，探讨他们在借鉴西方学术思潮和研究方法以及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治学精神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总结其学术成就。”所选对象，既有如上述梁启超、鲁迅等主要活动在20世纪前后半期学者，也有如郭绍虞、游国恩、王元化等主要活动在20世纪后半期的学者，更多则是活动在跨越20世纪前后半期的学者，所以把该书划入当代学术史研究的著作是合适的。陈平原还特别分析指出：“表面上一系列的个案分析，实际上贯穿着我们对这百年学术变迁的历史思考。”“这不是一部学者传记集，虽然立足于个案分析，可着眼的是学术思潮的变迁。通过对这近二十位不同经历的学者的治学道路的描述及成败得失的分析，勾勒出近百年学术史的某一侧面。在具体论述中，学者的个人经历只作为说明其学术思想形成的辅助材料。也就是说，本书的主要着眼点在学者的治学成就、研究方法及其代表的学术思潮，而并非提供面面俱到的若干学者的生平资料。”
4、《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陈平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465千字）。该书选取朱东润、刘大杰、钱钟书、程千帆、王瑶等16位等主要生活在当代的著名文学研究大家作为研究对象，其基本思路与写作框架，大体上和“初编”差不多。陈平原在《后记》中写道：“还是‘初编’的思路，这不是一部学者传记集，虽立足于个案分析，着眼的却是学术思潮的变迁。因此，研究者既需要对对象充分了解与尊重，更需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这种透过具体学者治学道路的描述及成败得失的分析，‘勾勒出近百年学术史的某一侧面’，气魄虽不够宏大，其细腻与深沉，却也别具丰韵。对于学业有专攻的读者来说，如此‘体贴入微’，或许更具亲和力。”这里涉及到学术史研究及学术史著作撰写方法的问题。
5、《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赵敏俐等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484千字）。该书是“采取按问题分编的方式写出”（见该书《后记》）。全书共4编。第一编“时代变革与学术演进”；第二编“文化思潮与理论思考”；第三编“格局改变与领域拓展”；第四编“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其中第一编包括如下4章：第一章“新旧世纪之交的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回顾”；第二章“照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新世纪曙光”；第三章“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系的建立与历史曲折”；第四章“20世纪末叶古典文学研究的辉煌”。该书《序二》（李炳海）评论说：“书名定为《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当然要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状况进行史的描述，两位作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入手，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的大致轮廓和发展脉络。同时，他们又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活在历史和学术的制高点上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加以审视，在宏观把握的过程中贯穿着深刻的历史反思，从而使全书较好地实现了史与思的结合”。
6、《百年学科沉思录——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文学遗产》编辑部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413千字）。该书是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研讨会（1997年8月中旬在哈尔滨——牡丹江召开）挑选、编辑的论文集，共收入35篇论文。书中的第一篇论文题为《四个时期的划分及其特征——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近代化进程论略》（徐公持），该文认为，20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划分这四个时期的依据，主要就是各时期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基本状况，以及主要由这种状况所决定的学科发展近代化的不同程度。”该文所划分的4个时期是：第一期为1900年至1928年，是学科近代化的起步时期；第二时期为1928年至1949年，是学科近代化的发展时期；第三时期为1949至1978年，是学科统一的时期，也是近代化的曲折时期；第四时期为1978年至今，是学科拨乱反正和多元化发展时期，也是近代化的再发展时期。
7、《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郭英德等著，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1版，550千字）。该书的研究对象是“当代”以前的古典文学研究史，大致以时间为准，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前中期、清后期八个时期（全书即据此分为8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该书《绪论》对“文学学术史”的学理分析，著者在将“文学研究史”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思想史逐一作了比较、辨析后，进一步指出：“我们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历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即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史（包括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研究；一方面是对历代关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的研究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本书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一次尝试。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作整体的、系统的、详尽的描绘和评述，至今还是中国学术史上的空白。本书有志于填补这一空白，并力图在此基础上，探索和总结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研究体系、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
8、其他。研究（或涉及到）当代文学学术史的著作还有不少，为节省篇幅计，这是仅列书目：《中国新文学编纂史》（黄修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董乃斌等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魏崇新等著，西苑出版社2000年第1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徐瑞岳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
（三）当代某些特殊学科发展史研究
1、史学。史学本为当代的“显学”，且是与“哲学”、“文学”相并列的学科，但由于其出版的著作较少，故放在这一部分来评述。
《新史学九十年》（许冠三著，岳麓书社2003年9月第1版，474千字）。该书研究对象为20世纪初至80年代末期的史学学术史。该书《出版说明》对其内容作了简练的概括：“《新史学九十年》以名家的史学思想研究为基础，主旨在：以历史门径叙各派新学术的发生、流变与兴衰；以比较手段显各家意旨的异同、深浅；以世界性标准评论各类义例的得失、长短；以客观态度考察新史学的大同，并预测未来走势。核心关注则在：透过各学派所持理论、与用方法所所采原料的比勘对照，以明辨其所立规范的大小精粗，使后来者领会学术进化之曲折艰难，并得以通其同，会其异，取其精，用其宏，择其最具普遍意义者加以继承与发扬。”全书分为7卷，各卷的题目依次是：“史学新义”；“考试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上、下）；“史建学派”。
《当代中国的“显学”——中国现代史学理论与思想新论》（侯且岸著，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366千字）。这是一部以研究当代中国史学学术史为主的论文集，全书包括“历史人物思想篇”、“历史理论篇”、“国际中国学篇”、“近现代思想与社会篇”。著者在《自序》中说：“近年来，我所做得最多的研究直接涉及学术史的反思。应该说，对现代中国研究做出学术史的反思，不仅是学术研究自身所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时代所使然。今天，当我们面临着跨世纪的重要历史关头，时代要求我们对整个20世纪的学术发展做出理性的思考和真实的评价。”“基于此，我将自己的研究视角做了新的定位。读者不难看出，无论是国外（主要是美国）现代中国研究，还是毛泽东研究，或者是中共党史学研究，都是围绕着学术史反思而展开，并逐步得以深入的。”
研究当代史学学术史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版）。另外，以下4种史学学术史著作并非专论当代的，在此作些简述。《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张岂之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457千字）。该书所论的时间下迄至于20世纪30年代。全书共分4编，即第一编“近代史学哲学”；第二编“近代史学方法”；第三编“近代史学学术成果：关于中外历史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第四编“近代史学学术成果：考古学”。《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罗志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274千字）。这是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的论文集。著者在《自序》中说：“其中前几篇约为陈述性的，接近于通常所说的学术史；后几篇则多是议论性的读书心得一类，稍偏向于分析。”《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张书学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470千字）。瞿林东在该书《序》中概括了其特点：“这部书的显著特点，是着眼于厘清史学思潮以及不同史学思潮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把握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史学的面貌。”“从内容上看，本书从中国现代史学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梳理出来三个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相对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并力图从历史究竟是纯客观的、是主观想象的、还是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歧异，来把握不同的史学思潮的哲学属性与史学本质。”《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路新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457千字）。全书分为5章：第一章“理学清算与清初疑古思潮”；第二章“乾嘉年间今文经学派疑古思潮的伏流与积累”；第三章“中国古典疑古思潮之集大成者——崔述”；第四章“中国近代史上的疑古思潮”；第五章“现代颖古思潮的涌动与发展”。
2、鲁迅学。鲁迅学是鲁迅研究的学科化形态，就是使鲁迅研究上升到体系化、理论化、专业化的境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鲁迅学学术史，就是关于鲁迅的研究史。
《中国鲁迅学通史》（3卷本，张梦阳著，广东教育出版社，上卷2001年8月第1版，下卷和“索引卷”2002年12月第1版，总计1879千字）。该书的副标题为“20世纪中国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宏观描述、微观透视与理性反思”。上卷为“绪论”和“宏观描述”。“绪论”主要界定鲁迅学和鲁迅学史的概念和内涵，阐明研究鲁迅学史的意义及该书框架与要义。“宏观描述”共计11章，1949年前为前7章；当代部分为第八章到第十一章，这4章的标题依次是：“建国17年鲁迅研究的发展与挫折（1949-1966）”；“‘文化大革命’十年对鲁迅的‘左’倾扭曲与务实派的潜在努力（1966-1976）”；“新时期鲁迅研究学理精神的重振（1976-1989）”；“90年代鲁迅研究学理精神的反思与升华（1990-2000）”。下卷的“微观透视”包括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依次分章论述“《野草》学史”、“阿Q学史”、“狂人学史”、“《故事新编》学史”、“杂文学史”。“理性反思”包括第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各章标题依次是：“阐释世界的鲁迅世界”；“鲁迅研究中的学术哲学问题”；“鲁迅学与20世纪中国的精神解放”；“鲁迅学与20世纪中国的思维变革”；“结语：21世纪中国鲁迅学前景的展望”。《光明日报》2003年9月18日发表了《恢弘的建构 理性的反思——诸家评说〈中国鲁迅学通史〉》，该文评价说：“这是一部很出色的学术论著，它的问世将推动今后的鲁迅研究迈向更广、更高、更深的境界。最重要的是，这本书举起了一面学风之旗，为树立良好的、正派的学风提供了一个榜样，是中国当代学者推行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典范。”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王富仁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167千字）。该书计4章分别论述鲁迅研究的4个时期：第一章“鲁迅研究的奠基期（1913-1928）”；第二章“鲁迅研究的形成期（1929-1949）”；第三章“毛泽东时代的鲁迅研究（1949-1976）”；第四章“新时期的鲁迅研究（1976-1989）”。该书《引言》写道：第三个时期“鲁迅研究的是最显著特征是它明确肯定并公开承认毛泽东思想在鲁迅研究中的旨导地位，并在毛泽东思想的价值体系中分析与评判鲁迅思想及创作的历史价值。但在统一的思想旗帜下，又存在两个实际有很大差异的研究倾向或派别：一、理论派研究；二、学术派研究。在这个时期，以学院派为核心的学术研究取得的成就最大，构成了中国鲁迅研究的新的繁荣局面；理论派在继承着瞿秋白、毛泽东三四十年代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但发展不大并很快僵化，这种僵化的理论到‘文化大革命’中完全成了政治权力的附庸，失去了它自身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第四个时期”鲁迅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不同鲁迅研究学派的出现。直到目前，在大陆鲁迅研究中实际存在着下列五种不同的派别：一、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鲁迅研究；二、启蒙主义派的鲁迅研究；三、人生哲学派的鲁迅研究；四、三四十年代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鲁迅观的重新活跃；五、中国的先锋派鲁迅研究。
《鲁迅研究史稿》（杜一白著，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200千字）。该书虽然在2000年出版，但完稿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以该书研究的时间下限在1986年底。该书将70年来的鲁迅研究分为5个时期，即书中的5章，各章的标题依次是：“早期的鲁迅研究”；“鲁迅研究的深入发展时期”；“建国后‘十七年’的鲁迅研究”；“十年动乱时期的鲁迅研究”；“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
《鲁迅学导论》（彭定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278千字）。从书名可以看出，这不是一部纯粹的鲁迅学学术史著作，但著者在对鲁迅学进行“导论”（学理性阐释）时，是与对鲁迅学学术史论析交融在一起的。如该书“绪论”第一节即是“鲁迅学的发展与概貌”，第二章的题目为“鲁迅学：诞生、发展轨迹及其构造形态”，第十五章第二节题为“鲁迅学史研究”。
《多维视野中的鲁迅》（冯光廉等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1007千字）。这是一部从人文学科理论、方法、历史的多维视角，重新阐释鲁迅的大部头著作。该书除“导论：多维视野的文化巨人——世纪之交鲁迅新论”外，共分3编：上编“人文学科理论中的鲁迅阐释”；中编“人文研究方法的鲁迅解读”；下编“人文学科历史中的鲁迅评估”。各编中都涉及鲁迅研究史的内容，其中中编第十五章“接受学方法的鲁迅解读”、下编第二十一章“学术史中的鲁迅评估”则主要是鲁迅学学术史研究的内容。
此外，关于鲁迅学学术史研究的著作，还有《鲁迅研究史》（上卷，袁良骏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陈金淦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当代鲁迅研究史》（袁良骏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版）、《鲁迅世界性的探索——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史》（王吉鹏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鲁迅民族性的定位——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史》（王吉鹏等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穿越伟大灵魂的隧道——鲁迅〈野草〉〈朝花夕拾〉研究史》（王吉鹏等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驰骋伟大学术的天地——鲁迅小说研究史》（王吉鹏等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3、红学。红学是指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特殊学科。
《红楼梦研究小史读稿》（郭豫适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314千字）。郭豫适在出版此书之前先出版过《红楼梦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由于《史稿》是论述1921年“新红学”出现前红学学术史的，故不在此评述。《续稿》计14章，第九章至第十四章为当代（截止于“文革”爆发之前）红学学术史部分，各章题目依次是：“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及其他”；“对唯心论的批判和《红楼梦》的讨论”（上、下）；“五四年后的若干评著和六三年的纪念活动”（上、下）。正文之后是一篇“附录”《〈红楼梦〉研究中的一股逆流——评“四人帮”的反动“红学”》。《续稿》和《史稿》一样，都是采用“依时分章、举例评述的方法”（见《史稿·序》）。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刘梦溪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著者在《题序》中说：“我把《红楼梦》研究当作一个学科，探讨了它的学科意义及形成和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解剖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现代学科。”该书并非按“编年体”来写百年红学，而是把百年红学当作一个整体，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来进行探析。全书计9章，各章题目依次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楼梦》与红学”；“红学与曹学”；“考证派红学的危机与生机”；“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崛起与发展”；“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拥挤的红学世界”；“红学呓语”。
《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陈维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206千字）。著者在《绪言》中写道：“二十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史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是同步的，与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化思潮是互相呼应的。出现在二十世纪《红楼梦》研究史中的学术思想、方法乃是当时的文化界、学术界所提供的，而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界、学术界的很多理论灵感表面看来是在西方文化那里获得的，实质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中国民族命运是其获取灵感的内在依据。”全书计5章，从不同角度论述百年红学，第一章“索隐方法与经纬学术传统”；第二章“《红楼梦》考证与科学方法”；第三章“社会——文化的诠释维度”；第四章“审美之维”；第五章“主体价值学诠释”。
4、中国文化研究。“文化热”及“国学热”等现象是中国20世纪后20年的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史也主要是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20年。
《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邵汉明主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733千字）。该书封底有一段内容简介：“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文化研究和文化论争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是一个重要阶段，将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本书首次就20来中国文化研究和讨论的情况作出全面、系统的回顾和总结，试图理清文化论争的脉络和轨迹，指出各种理论的长短得失，并对深化中国文化研究提出建设性、前瞻性看法。深沉的历史意识、强烈的现实感，巨大的信息量，乃本书的特点所在。”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8章的题目依次是：“道家文化研究”；“儒家文化研究”；“墨家文化研究”；“法家文化研究”；“兵家文化研究”；“道教文化研究”；“佛教文化研究”；“现代新儒家文化研究”。下篇第九章至十六章的题目依次是：“文化理论若干问题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研究”；“中国文化精神研究”；“‘五四’精神的文化反思”；“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海外中国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关系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
三、“学案体”的当代学术史研究
张岂之说：“清朝初年黄宗羲等学者撰有《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所谓‘学案’实际就是学术史。这个体裁有其优点，对所论人物有全面介绍，也有原著的节选，不过，从实而论，学术史资料的选录是其中主要的一环，这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基本的史料，缺少这样的基础，就难以开展研究。不过，‘学案’式的体例也有局限性，在分析剖析上有所限制，过多地注重‘个别’，而对‘一般’可能顾及不到。”（《学术史与“学案”体》，载《云梦学刊》2003年第4期）何龄修、吴锐认为：“作为一种古老的著作形式，学案的独特作用至今仍具有生命力。它通过对学者的个案研究，表现学术成就和学术源流，成为别具特色的一种学术史。”（《百年学案·前言》，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在关于当代学术史的研究方面，前述的宏观学术史著作和分科学术史著作我们将其分作两部分来谈，是为了论述的方便，而从体例上说，两者同属一大类，即都是学术史著作，“学案体”则是另一类学术史研究的体式。
（一）学案体著作
1、《百年学案》（上、下册，杨向奎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830千字）。该书《前言》写道：“本课题采用学案的形式，每个学案5万字（但不严格限定字数），分两部分，一是研究者对所写人物作综合的学术评介，约3万字，二是研究对象本人的学术史料，约2万字。本课题是20世纪一批著名学者的学案。由于本课题所选20世纪著名学者具有代表性，通过提示20世纪学术薪火相传的宏大场面，为20世纪学术保存可信的史料。”“本课题作者有的是所选著名学者的后代，有的是学派传人，有的是著名学者的专门研究者”。全书计写13位著名学者的学案，其中孟森、鲁迅、刘半农等3位都生活在1949年以前的现代，陈垣、熊十力、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顾颉刚、蒙文通、钱穆、冯友兰、傅斯年等10位跨越了现代和当代。
2、《新潮学案——新时期文论重估》（夏中义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1月第1版，180千字）。著者在《前言》中说：“为什么要写《新潮学案》？一言难尽。但意图之一，我委实想探寻某一新的学术样式，即通过‘学者批评’这类个案研究，为后人治思想史提供一份殷实的学术资源。”刘辉扬在为该书写的《序》中指出：《新潮学案》是夏中义“对新时期新潮文论的批判性反思。被夏中义选中立案深究的文论家，都可以说是文论新潮中的异潮儿”，“其文论各具异采，但其中都蕴含着强烈的文化意识”。该书共分5章，第一章“刘再复：人文美学的主体焦灼”；第二章“鲁枢元等：文艺心理学的重建曲式”；第三章“李泽厚：历史积淀说的理学意蕴”；第四章“刘晓波：选择批判论的思辨摇滚”；第五章“刘小枫：诗化神学的本本语境”。
3、《九谒先哲书》（夏中义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282千字）。该书内容简介富有激情，内中写道：“当本书依次函谒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胡适、吴晗、闻一多、冯友兰、王瑶等有涉清华背景的三代巨子，这无异于‘盗墓暨招魂’——即在发掘百年先哲葬于其间的睿智、傲骨、苦泪、悔悟的同时，又向21世纪中国学界喋血呼唤‘魂兮归来’，魂即‘学统’。”著者在《代后记》中写道：“9帧谒书，实是9个学魂个案研究，是对9个有世纪性影响的学人的学术思想及生存样式作出我的述评。述，是史实追溯；评，是价值重估。”“我写谒书，确怀有这么一个‘方法论’动机：企盼通过对9个个案的系列述评串起一条线，此线即百年中国学人的灵魂演化脉络。亦即不仅想用谒书来复活一个个已逝去的学魂，而且想从这串学魂的复活，来激活学术思想史本身曾有的脉动乃至体温，而变得可供后人用灵魂的手指去触摸。”
4、《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陈来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267千字）。将该书归入“学案体”也许不是太准确，但考虑到该书“所研究的现代中国哲学家，主要属于‘新理学’和‘新心学’两派”（见该书《后序》），具体来说主要是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4位，就其具有“个案研究”的特点来说，将该书归入“学案体”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该书“内容简介”写道：“这些现代中国哲学家在20世纪遇到的问题及其理论思考和努力，是中国哲学未来发展所必须参考的借鉴和资源。本书在结构上以‘文化观’、‘心物论’、‘形上学’为骨架，以当代中国文化的视野和中西哲学的融合前景作为研究和观照的出发点，着力探索20世纪现代中国哲学家在发展具有中国性的现代哲学方面的经验，以作为21世纪中国哲学建设的参考。”
5、《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中华读书网编，鹭江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350千字）。该书内容介绍说：“因首届‘长江《读书》奖’评选而引发的学术论争，是我国学术文化界多年来少有的一场关涉学术权力与民主问题的讨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海内外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本着建设性的学术立场，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学术奖励机制以及学术规范、学术批评与反批评等相关话题。”该书《编者前言》写道：本书“是近期我国学术文化界围绕‘长江〈读书〉奖’而展开的大规模学术论争的文集，均精选自中华读书网主办的‘百位学者谈长江读书奖风波’专题讨论。”“无论是参与者之多还是学术影响、社会反响之大，像‘长江〈读书〉奖’这样富有多重意义的学术讨论，实际上是可遇不可求的，至少是不多见的。说这将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一页，又何尝没有可能呢？”正是基于上述的原因，笔者将“‘长江《读书》奖’论争”作为当代学术史上的一桩重要公案看待，进而将《学术权力与民主》作为当代学术史研究中重要的“学案体”著作看待。
（二）学者“自述”
陈平原说：“古已有之的‘学者自述’，在20世纪的中国翻新出奇，成为学界与文坛共享的小小时尚。”（《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407页）从提供学术史料这一点来说，学者“自述”也可以看作一种准“学案体”的学术史著作。本文不录单个学者出版的学者“自述”（如“自序”、“自传”、“自定年谱”等），而只选录几种有影响的多位学者“自述”的合集。
1、《世纪学人自述》（6卷本，高增德等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每卷300千字左右）。该书《序言》说：“本书是二百位社会人文学者分别撰写的自述，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20世纪中国学术史和知识分子命运史的全景图。”“本书大部分传主，在本学科有较强的代表性，所以，他们的自述，反映了那个学科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反映了一些学派和基本观点和学理，讲述了他们的师承、交流和治学经验，这是学术史方面的价值”。该书“内容提要”概括说：“所选学者生于1888-1936年间”，“这些学者的治学领域，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方面。他们的著述接武先哲，启牖后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自述中学者们回溯自己与世纪同行的人生经历，历数甘苦备尝的治学道路。因系手口相传，故而弥足珍贵。”
2、《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张世林编，中华书局1998年12月第1版，485千字）。该书邀请了128位年纪60岁以上当代著名学者，选取各位学者最擅长、最有成就的学术领域，以《我和……》（比如金景芳的是《我和先秦史》，蔡高思的是《我和中国思想史研究》），张岱年的是《我和中国哲学史》，等等）为题目，各自撰写文章，回顾各自的出身、经历、学术师承、治学甘苦、心得体会、学科建设设想等。每篇文章前均有作者近期的生活照片，照片下面是作者亲笔题写的治学格言和作者的生年、工作单位、职称介绍。比如钟敬文题写的治学格言是：“我们是历史之舟的搭客，同时又是它的划桨人。”刘又辛的治学格言是：“温故而不知新则为平庸，不温故而欲知新则是浅妄。”《光明日报》2000年6月8日发表的书评《真实生动的百年学术回顾》（辛夷）评论该书说：“本书是一部世纪学术史。”“早在明、清之际，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写下了我国最早的、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明儒学案》，至今不失其学术价值。或许，一个世纪后，这部《学林春秋》的学术价值，当可与《明儒学案》相媲美。而在眼下，这部学术著作对于莘莘学子了解百年学术史，尽早认清学术门径是大有裨益的。”
3、《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张艳国主编，武汉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900千字）。该书共收入31位当代史学家的自述，每篇自述文章前，有作者的生活近照、“简介”和“主要学术成果”目录。主编在《编后杂感》对该书的意义作了如下的总结：“第一，由史学家们自己总结自己的学术理论和治学方法，要比由别人，乃至后人所总结的准确得多，其权威性也强得多，它可以为我们减去不少笔墨官司；第二，对于当代学术史来说，它是一份珍贵的史学史资料。由当代光学家们来讲述自己所经历的一个个鲜为人知的论争、学术交往，等等，要比将来由后人所稽古钩沉的要准确得多，省事得多；第三，由它可以窥见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一个侧面。从学术史角度看，它是史学家主体对史学研究过程的一种自觉反省，因而其学术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任何其他工作所能替代的；第四，对于向社会介绍史学研究成果，让社会理解史学研究这种精神文明创造，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对于历史科学的学科建设来说，有利于直接教育和鼓舞一代史学新人的成长，因而其积极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4、《我的哲学思想——当代中国部分哲学家的学术自述》（韩民青等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1998年3月第2版，523千字）。该书收入4位当代哲学学者的学术自述，按作者的年龄顺序编排，第一篇为1909年出生的张岱年写的《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新综合哲学要旨》，最后一篇为1958年出生的万俊人写的《走向现代伦理——我的学术人生初步》。每篇学术自述之后都附有“主要论著目录”。编者在《前言》中写道：“这部书的介绍文章采取学术自述的方法，由哲学家本人撰写。这些哲学家既有饱经风霜、成绩卓著的老一代学者，又有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成就斐然的年轻一代学者。他们不同的是年龄和阅历，相同的则是他们都为我国哲学研究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种编纂方式，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出我国哲学界的现状。”
5、《我与中国20世纪》（许明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310千字，系“中国知识分子丛书”之一）。该书收入了于光远、徐中玉、金景芳等16位当代著名学者的文章。其“内容简介”写道：“本书主要以回忆录形式，采用第一人称手法，邀请我国学术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在20世纪这个风云变幻、纷乱复杂、灾难丛生而最终走向光明时代的切身经历与感受，他们向祖国、向人民、向中华民族献出了一颗赤诚之心，谱写了光辉的篇章，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给历史以巨大的启示。”
6、其他。简要介绍下面3种著作。
《哲人忆往》（董驹翔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320千字）。收入23位当代著名哲学学者回忆治学经历的文章，并附录了分别记叙、评论张岱年、熊十力、黄楠森3位学者的文章。《中国当代美学名人志》（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496千字）。该书收入309位当代美学学者的小传，每位学者包括“基本概况”、“美学著述”、“美学答问”3个部分。《安身立命之道——为学与学人》（尚淳等主编，中国致公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310千字）。该书上编“人生感悟”收入16位当代学者文章，下编“为学之方”收入7位当代学者的文章。
四、关于当代学术方法的研究
张立文在为薛其林《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写的《序》中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是指工具。要做好事情，必须首先有好的工具。做学问的工具就是方法。亚理士多德的《工具论》，旨在探讨如何获取知识的一种工具，即逻辑方法。他认为只有掌握这种方法或工具，才能进行科学或哲学的研究。对方法的自觉反思，是人的理性的觉醒。”近几年研究当代学术史的成果，除表现为前述的出版了较多的学术史著作和“学案体”著作外，同时表现为学界对方法、方法论作出“自觉反思”（即展开多层次的交流研究），出版了若干专门研究当代学术方法、方法论的著作。
（一）一般学术方法的研究
1、《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李承贵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470千字）。该书导言《方法——20世纪中国学术的灵魂》就几个基础性的问题作出了很有学理性的论述。（1）“几个基本概念的解释”：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其中对“研究方法”的界定是：“研究方法则是指在学术研究中基于某种研究目标而进行研究的正确原则，方式（手段）和理论。”（2）“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三次变迁”：20世纪初至40年代，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基础的奠定；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曲折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全面复苏。（3）“研究方法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灵魂的缘由”：研究方法的应用促进了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繁荣；促进了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研究方法之争贯穿并影响着整个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4）“探讨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意义”：有助于较完整、较深刻地认识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有助于客观地、正确地理解研究方法与学科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助准确地把握各类研究方法的关系；有助于吸收研究方法使用上的经验教训。全书正文计11章，各章标题依次是：“19、20世纪之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状况”；“科学主义方法的输入、特征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输入、特征与应用”；“科学主义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互动”；“人文主义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马克思主义方法独尊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方法与十年建设时期的学术争鸣”；“对研究方法的探索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教条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问题的复苏”；“八九十年代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新探索”；“八九十年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成果、应用状况及变革走向”。
2、《通向学术实际之路——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史论》（李承贵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350千字）。同一著者的这本书与前一本比较起来，更为着重“史”的线索的梳理和描述。全书11章。分为4大部分。第一、二、三章为第一大部分，论述20世纪上半叶。第四、五、六章为第二大部分，论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其中第四章追寻马克思主义方法独尊地位确立的过程；第五章描述十年建设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情况；第六章介绍50-60年代学术界对研究方法探索的情况。第七、八、九章为第三大部分，论述20世纪的后20年。其中第七章描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走向复苏的过程；第八章介绍20世纪后20年学术界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探索的情况；第九章展示后20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成果和应用状况。第十、十一章为第四大部分，对全书进行概括和提升，这两章的标题依次是：“研究方法与学术研究的进步”；“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三大问题”。
3、《“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方朝晖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364千字）。何兆武在该书《序》中指出：方朝晖“以其右年研究心得汇为一书，题名《“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力图为此百余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作出一份理论性的总结。”著者在《导论》中指出：“20世纪中国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冲击的产物，对西学的回应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主要特征。”该书正文8章，大体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由“‘哲学’范畴的中国化及其内在问题”、“儒学是哲学学说吗”、“儒学是宗教学说吗”三章组成，以儒学为例来讨论中国古代学术在性质上的定位，认为儒学作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成分之一与西方宗教传统而不是西方哲学传统更接近，因此将其称为“哲学”，或将其直接纳到现代西方学科范畴中去，是值得疑问的。第二部分即“从ontology看中学与西学的不可比性”一章，论证出两千多年来西方学术在路径上求“是”的特征以及中国古代学术求“应（该）”的特征，因此将中国古代学术纳入到西方现代学术分类体系中去存在巨大困难。第三部分由“‘辩证法’与西方学术传统”、“‘形而上学’：中国的？西方的？”、“理解西方两千多年来的‘学统’”3章构成，以“辩证法”、“形而上学”两个范畴为例，讨论西方学术传统的本质特征；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人虽然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引进了几科所有的西方学科之名，但是他们从未真正理解和吸收西方学术的精神实质和思维方式。第四章即最后一章“唐君毅与牟宗三：从新儒家看现代中国学术的方向”。
4、《学术的年轮》（蒋寅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206千字）。这是一部论文集，著者在《后记》中写道：“四组文章分别着眼于学术的基本理念、学术史的回顾、学者自身的命运、投师问学的经历，从中可见我从事学术研究和思考学术本身的一些起想法。”该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著者对“学术本身”的思考和研究。如第一辑里有《学者何为》、《与学术进步相关的几个概念》、《学术目标的设定和转移》等文，其中第一文论及的主要问题有“何为学者”、“人文学者和人文科学”等，第二文论及的主要问题有“学术环境”、“学术体制”、“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等。第二辑里有《学术史的两个视角》等文。上述文章研究的对象还是处于当代学术方法的大范围里。
5、《学术批评丛稿》（杨玉圣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370千字）。从广义上说，“学术批评”可以归入学术研究方法的范围，它是从“批评”的角度来讨论、研究当代学术手法问题。该书是一部论文集。著者在《自序》中说：“尽管领域较宽较广，但论题相对集中，即学术批评的反思与建设以及个人浅尝辄止式的努力。”“在这些文章中，有一条主线是一以贯之的，即企图独立言行，实话实说。”该书文章入集前发表时，有不少在学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现况与挑战》、《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重建学术批评的空间》、《学术批评的精神》、《把书评当作学问来做》、《批评式书评与学风建设》、《学术论文的规范问题》、《“博士论文”与“文抄公”——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再谈“博士论文”与“文抄公”》、《学者的自律及其他》、《遏制剽窃新举措》、《学术刊物“论文集化”的时弊》等等。
6、《社科研究与理论创新》（董京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203千字）。该书内容简介写道：“该书是作者在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办公室主任的五年间关于社会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问题以及自身推进理论创新之成果的结集。”“作者对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社会科学研究规律以及社科研究规划和管理工作的规律做了深入探讨，提出许多有富有独创性的观点。”该书收入十多篇论文，如《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研究》、《论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与方法》、《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论理论创新》等等。
7、其他。下列著作值得注意。《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邓正来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240千字）。该书为论文集，书前有著者“自序”《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反思》。《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朱红文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256千字）。该书计7章，其中第六、七章的标题分别：“重评中国20年代‘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近十几年来中国学术发展的方法论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640千字）。书前有李铁映写的《序》，书中收入34位学术大师的治学录。《文史专家谈治学》（《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94年6月第1版，322千字）。该书收入50多位当代著名学者谈治学的文章，分为“治学门径”、“专题指南”、“当今治学之思考”3个部分。《高扬人文社会科学旗帜——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01）》（纪宝成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139千字）。收入《人文社会科学要走在时代最前列》（李铁映）、《用科学态度对待人文社会科学》（袁贵仁）等多篇论文。《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卜卫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254千字）。全书计13章，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献分析；第二部分为社会科学成果评估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是关于评估指标体系的论证和检验；第四部分是关于评估手段的论述；第五部分是评估研究结论和小结。《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报刊文献分析（1978-1995）》（范并思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190千字）。全书计14章。《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薛其林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290千字）。全书6章，各章标题依次是：“西学东渐与现代学术方法论范式的确立”；“民国时期的主要学术方法及其特点”；“科学实证方法与民国学术”；“义理阐释方法与民国学术”；“唯物辩证方法与民国学术”；“直觉方法与民国学术”。《面向21世纪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调整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510千字）。包括“领导讲话与文件”、“学科调整方案”、“目标管理制任制协议书”3个部分。《21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展望》（裴长洪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344千字）。主编在《序言》中说：本书“是我们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学者在回顾和总结过去10到20年本学科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21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及其趋势所做的探讨。”
（二）主要学科学术方法的研究
1、哲学。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张岱年著，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第1版，103千字）。著者在《序》中说：“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我至今坚持三点：第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基本派别’的论断也适用于中国。第二，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我们必须掌握全面丰富的史料，对于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第三，要明确肯定中国自周秦以来有一个唯物主义的传统，必须理解中国古代唯物论的理论内容，充分认识其历史的价值。”该书计8章，各章标题依次是：“绪论”；“哲学与哲学史”；“对于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于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方法”；“历史的与逻辑的之统一”；“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整理史料的方法”（上、下）。《中国思想研究法》（蔡尚思著，173千字）。该书30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8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新版（著者写有《新版卷头语》），2001年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著者写有《补充几点说明》）。复旦版的《内容提要》中说：“此书写作于旧时代，仍适用于新时代。”
2、文学。
《文学史新方法论》（王钟陵著，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340千字）。著者在《引言》中说：“方法意识是对于内容本质的自觉，因而本书不取历来将方法探讨与规律研究划为两个不相干领域的做法，而是在方法与规律的相互契合与映衬中，将全书凝为一个整体。这是本书理论框架的一个主要特点。我以为，只有同时从研究方法和文学史复杂的巨系统运动之情状与规律这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入手并深入下去，文学史学才能建立起来。”该书计9章，各章标题依次是：“更新文学史研究的四项原则”；“运用新逻辑学思路的例案：中古诗歌的流程”；“文学史研究中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对黑格尔发展观的批判”；“建立历时性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国文学史的原生态生长情状”；“文学运动的内在机制与外在形式”；“纷纭浑沦的文坛浮沉”；“文学史运动的中介和动力结构”。
《小说史：理论与实践》（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260千字）。著者在《小引》中说：“在撰史的同时，自觉反思其理论框架和操作规则，是我的一贯思路。”“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小书，则是我在撰史过程中的理论思考。”“此书既非思辨程度很高的理论陈述，也非实证色彩浓厚的史学专著，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一个力图认真思考的文学史家的工作笔记。”可见，这是一部关于小说史研究的研究专著，即是一部着重于方法探讨的小说史学专著。全书计分4篇，各篇标题依次为“文学史眼光”、“小说史研究方法”、“中国小说类型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小说”。
《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293千字）。该书集中于谈文学学科的研究方法。著者在《前言》中说：“1987年，我申报了一项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课题为《现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工作进行不久，发现这一课题很难全面铺开，进行宏观的全面综述。”“于是我在郑重考虑之后，决定采用另外一种表达方法，改从各种角度进行探索，写作几组性质有所不同的文字，对当代学术研究的演变和发展分别进行探索，总结学者治学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从各个侧面反映学术界的成就。”书中专门研究文学学科研究方法的，有《当代治学方法的进步——以归纳法、假设法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古今文史观念的演变——以正史、小说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等综论性的文章，有以陈寅恪为研究对象的《综合研究与触类旁通》、《通才达识，迥出意表》、《以诗证史的范例》等文。
3、史学。
《新史学》（上、下册，杨念群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1180千字）。该书《内容简介》写道：“本书为我国现当代学术实力的一个集中反映。全国三十多位实力派精英学者，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为论域，从各自学科及研究的学术主题出发，对当下或历史中国的现代性、地方性知识、后现代等命题进行阐发，微言大义，很好地反映了多学科交叉背景下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对今后史学研究的探索大有裨益。”主编在《序言》中写道：“从《新史学》发表到现在已整整百年之际，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通过清理《新史学》及梁启超相关论述中的思想遗产，反思百年来史学发展的脉络和得失，不仅到了一个恰当的时机，而且也应该成为中国史界共同承担的责任。”当代史学方法的探讨是该书的重要内容之一。全书30多篇论文分为7个方面的主题，依次是：“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路径与限度”；“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历史书写与历史记忆”；“文化史的新探索”；“社会史研究：方法的自觉与反思”；“史学与法学视角的互渗”；“后现代史学与身体政治：医疗史研究”。
《史学理论大辞典》（蒋大椿等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1200千字）。该书《前言》写道：流行的看法是，“将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划分为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部分，前者指对人类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考察及其成果，后者指对认识和反映人类客观历史的历史学自身问题的理论探索及成果。”“为着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工作的方便，作出上述狭义的划分，也还是需要的。”本书“是从较为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史学理论的，即它包括了以历史学自身作为理论考察对象的狭义史学理论的内容，也包括了对史学研究对象——人类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作理论考察的部分内容，亦即包括了历史理论的部分内容。这个‘部分’主要是指从宏观的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所作的理论考察及其成果。”具体来说，该书包括下述几个方面的内容：（1）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包括史学知识论、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编纂学等史学理论基本概念和术语，以及从宏观角度考察人类客观历史过程的历史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术语。（2）对史学领域理论研究作出过贡献的学者，主要是历史学家。（3）反映史学领域理论流派、机构、刊物、会议，以及重要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和重要历史问题的理论讨论等。
2004-04-24
（感谢余三定教授惠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