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说”是一回事，“说周作人”是另一回事；怎么说周作人是一回事，将此类文章搜集成书又是一回事。本文所谈，仅限于末了一项。如此，周作人作品的价值何在，研究周作人的意义何在，就都无须辞费。——后一方面，周氏晚年所言，倒是很有意思：“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无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的多。”（一九六五年四月四日致鲍耀明）
    说来即便“海内”，“默杀”也只是某一时期之事。1909年5月1日，东京印行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五〇八期登了一则有关《域外小说集》问世的报道，“说周作人”大概自此开始，——虽然那文中只提到“住在乡间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周作人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关注焦点之一，“称赞或骂”，不一而足；至四十年代末基本告一段落。八十年代以降，针对其人，其文，其思想，又复议论纷纷。
    “说周作人”与“周作人说”伴随始终：“说周作人”之第一阶段，周氏著述颇丰，影响巨大；“说周作人”消歇之际，“周作人说”亦告喑然，只用些别的名字发表作品；“说周作人”之第二阶段，周氏虽已物故，生前未及付梓的遗著陆续面世，某些曾遭删改的译作亦按原貌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讲，“周作人说”仍在延续。而此项工作迄未完成，譬如他的书信、日记，尚待系统整理。——附带提一下，从1904年5月15日在《女子世界》第五期发表《说死生》一文算起，“周作人说”整整满一百年了。
    上面讲到“评论界”，实际上“说周作人”并不囿于此一范围，相关文章也不止评论一项。除专书——包括英文和日文论著——约三十种外，尚有大量单篇之作。此前已有人着手收集，较为认真之举，当数陶明志编《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4年），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和程光炜编《周作人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等。此外日本出过方纪生编《周作人先生の事》（日本光风馆，1944年），香港出过《周作人著作及研究资料》（九龙实用书局，出版年代不详），未尝寓目，不能置评。
    最近问世的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丛书，共计八册。较之以上各种，内容更其丰富；虽然尚且未能完全取代。譬如《周作人论》所收苏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一文，这里即未阑入。而周氏自己尝云：“卜（立德）氏……且说陶明志编之《周作人论》中，除苏雪林文最有内容之外，余悉是阿腴与谩骂的文章，可谓有识。”（1966年3月18日致曹聚仁）尽管如此，这套书仍属周作人研究领域之重要收获，嘉惠研究者之处多多；《知堂先生》、《致周作人》诸册，普通读者读之，亦当觉得饶有趣味。丛书装帧设计又颇精致典雅。记得多年前买到一册周作人的传记，曾在日记中慨叹，所见知堂自家著作向未印得这般考究；现在差不多又要发类似感慨了。
    “回望周作人”前有“序言”，各册又有“编后记”；现在我想到的意见，编者几乎都已讲过。要补充的只有一点：此项工作做来非常不易；换了我自己，简直不敢沾手，乐得做个读者。——其间种种难处，容我逐一道来。
    一曰搜集之难。原始资料散见于旧日报刊，零珠碎玉，发掘不易。而且如前所述，“研究资料”并不限于评论文章。编者说：“研究者目前还看不到一些很重要的资料，例如，这个时期的日记就还没有发表，那是最原始的资料。即如有些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等，寻找颇不易，外文的资料翻译成中文的又不多，而有些资料应该说是必不可少的。”（《国难声中》编后记）日记刊行须经授权，外文资料有待翻译，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等，则全赖查找。而这却是最可重视的。举个例子，曾经见过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一则题为《周作人氏遭狙击未遂仅是车夫即死》的报道（张铁荣译），乃是有关该事件的最早文字记载，正可据以核实订正后来各种说法。
    当年有些文章，以后收入文集、选本，比较容易见到；据此撷取，自然方便。然而对待此等“二手材料”，须得特别小心。譬如《国难声中》一册所收艾青《忏悔吧，周作人》一诗，最初发表于1938年6月18日《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九期，编入《艾青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时做了大段删节，此事早经论家指出。作者修订旧作，原本无可厚非；作为研究资料，则以呈现原始面貌为宜。即以此诗而论，删去“你曾护卫过德谟克拉西/你曾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政府/你曾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中国的青年/不曾忘记你的名字”等句，读者就很难全面了解诗人当初写作的缘由了。
    二曰取舍之难。如前所述，“说周作人”历时弥久，分量颇夥；丛书虽然一总已达二百万言，仍然不算“大全”。“篇幅所限”，遴选在所难免。依我之见，若论参考价值，前述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等要胜过当时评论文章，先前评论文章又要胜过后来评论文章；虽然后出论述，兴许见识更高。从材料难得与否考虑，恐怕也当按照前列次序决定取舍。遍观丛书，近一二十年之作所占比例偏大，多少“挤占”了原始资料的位置。就中某些方面向来重视不够，尤其应当增加若干内容。譬如“扫荡反动老作家”事件，《国难声中》一册只收录了片冈铁兵为周作人质问日本文学报国会而致他的信，以及武者小路实笃声援周氏的信，未免太少，读者难以了解来龙去脉。——以“来龙”论，似应收入片冈铁兵1943年8月27日在第二届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二分组会上题为《中国文学的确立》的发言；以“去脉”论，不该忽略沦陷区文艺界对于此事的反响，包括支持和反对周氏的两派意见。此外与此相关联的“破门”事件，丛书全未涉及，好像也是遗漏，至少应收入1944年2月《文笔》发表的童陀即沈启无攻击“老作家”的《杂志新编》一文。——上述互为因果的两件事，除倪墨炎和钱理群所著传记外，论家绝少提及；对于周作人研究来说，也许不能略过不计。日本军部的御用文人何以视其为“反动老作家”而欲加以“扫荡”；探究这一问题，未必因此改变关于周氏的评价，但却足以体会当时情形之错综复杂。又周作人一生主动断绝关系者，前有鲁迅，后有“四大弟子”之一沈启无；内情都不简单，而在其大约并非草率行事。但是过来人如张中行谈及“破门”事件，尚且说“不知为什么”（《研究述评》一册所收《苦雨斋一二》）；可见提供一点材料，实在不算多此一举。
    三曰分类之难。材料到手，总要加以编排；分门别类，亦为编排之一法。丛书于此，庶几得当。然而正如编者一再申说，这也并非易事。不少文章并不为某一类别所约束：“描述和回忆文字里少不得要评论和研究，而且评论和研究之间的区别也不甚分明。”（《研究述评》编后记）读者或许一时难以摸清门径。即以废名所作几篇文章而论，《知堂先生》说是印象记也行；说是评论，与《关于派别》一并编进《研究述评》一册也行。《〈周作人散文钞〉序》顾名思义，自当列入《其文其书》一册；可是其中将周作人与鲁迅详加比较，似乎又可归在《周氏兄弟》一册。——废名1948年还写过一篇《我怎样读〈论语〉》，也是谈论周氏的，而丛书未收；看那题目，似乎更难决定归入哪类了。
    四曰甄别之难。说者身份不同，话语背景不同，难保尽皆真切；一己记忆未准可靠，时隔多年著之为文，最易混淆虚实；加之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所以不能尽信。即以1939年元旦遇刺事件而言，《国难声中》所收《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虽然找到“当事人”现身说法，却说系三人前往行刺；而前述《大阪朝日新闻》报道，周氏自己，以及鲁老太太当时给周建人的信中，均讲只有两人。所云刺杀动机，乃因周作人即将出任伪教育督办；实则这是将近两年之后才有的事。所以真相到底如何，还待进一步核实。
    有件事不妨顺便在此一提：某书讲周作人逝世，鲁迅后人收到讣闻，考虑再三，未去参加追悼；以后至少三部周氏传记转述这一说法。我读了不免生疑，设身处地考虑当时情形，发讣闻，行追悼，只怕不大可能；再去询问周作人家属，回答说并无此事。
    五曰理解之难。这其实已是阅读之事，却与资料收集不无关联。《周氏兄弟》一册中有篇《妄测》，乃因《知堂回想录》提及鲁迅《热风》中混有周氏文章，而未具体指实哪篇，作者于是下番考证功夫。孰不知周作人对此另有明确说明。1936年10月他写《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先把鲁迅用自己名字刊行的作品，包括《会稽郡故书杂集》、《怀旧》和《〈域外小说集〉序》，一一交割清楚；然后讲鲁迅“所写随感录大抵署名唐俟，我也有一两篇是用这个署名的”。以后凡周氏“退还”者均编进《鲁迅全集》及《鲁迅辑录古籍丛编》，至于“索回”则无人理会。1957年周氏出版《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重新收入上述二文，字句改动之处甚多，明言：“后来这些随感编入《热风》，我的几篇也收在内，特别是三十七八，四十二三皆是。”若是看见这话，也就无须“妄测”了。要想理解无误，实有赖于看全包括周氏作品在内的各种资料。——附带说一句，关于此事，周氏复云：“整本的书籍署名彼此都不在乎，难道二三小文章上头要来争名么？这当然不是的了。”
    又同册所收周建人《鲁迅与周作人》一文说：“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那便是‘昏’。有几次对我摇头叹气，说：‘启孟真昏！’他在给许广平的信（1932年11月20日）中，也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所云“有几次说”，不知是在何等情形之下；引用信中的话，却未免断章取义。《鲁迅全集》第十二卷所收该信，后面还有半句：“……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查同年10月31日鲁迅日记云：“上午托广平往开明书店豫定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部，先取第二本，付与五元，又买杂书二本，一元五角。”复查鲁迅当年书账，此二书一为《周作人散文钞》，一为周作人著《看云集》。鲁迅当是读了废名的《〈周作人散文钞〉序》，而发此番议论。序中论周氏兄弟之区别，有“感情最能障蔽真理，而诚实又唯有知识”等语，此即鲁迅所谓“攻击”；废名一向得到周作人扶助，是以鲁迅说“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云云，乃有此一具体语境，并非泛泛而论。
    以上拉杂讲了很多，着实难免“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无非希望这套书若有机会再版的话，能够酌予补充，略作订正，以期“更上一层楼”。
   
    2004年8月15日
   
    （原载《文景》2004年第9期）